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就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和文化强国作出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要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并明确了“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的实践要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把“发挥文化养心志、育情操的作用……弘扬诚信文化、廉洁文化”放在突出位置，就发挥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伦理价值作出系统安排和部署，为当代金融治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建设注入了深厚的伦理底蕴和时代内涵。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活动中积累的道德观、经营观。诚实守信思想贯穿于哲学、伦理、政治等各个维度，既构成了儒家伦理的核心基石，也凝聚了社会的价值共识，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密码；既蕴含着“信以立国”的治理智慧，也承载着“人无信不立”的个体道德自觉，成为中国人安身立命的道德准则。在成都交子金融博物馆，一张北宋交子铜版拓片静静陈列，其朱墨间错的防伪印记，不仅是世界最早纸币的技术见证，更是中华诚信文化的物质载体。晋商票号靠“重信守诺、童叟无欺”的经营信条，从总号到分号建立起“见票即付”的信用机制，将道德约束转化为操作规范，为当代金融信用治理提供了鲜活范本。

“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的要求，是当代金融业安身立命和发展之本。《建议》将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构建风险防范化解体系、保障金融稳健运行作为重点任务，正是通过法治化手段筑牢信用防线。培育当代中国特色金融文化，需从传统诚信文化中汲取力量。在价值塑造层面，要挖掘传统诚信思想的当代内涵，明确金融领域“诚信”的核心：对客户信守承诺、对市场恪守规则、对社会坚守责任，构建“诚信为本”的诚信文化共识机制，筑牢金融文化根基。在制度设计层面，要通过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双向机制，将诚信要求嵌入业务流程规范，以“信赏必罚”完善诚信约束体系，将“言必信、行必果”的精神内化为金融从业者的道德自觉。在实践层面，要以“信行合一”推动诚信文化具象化；要创新“诚信金融”产品与服务，实现“诚信即资产”的当代转化；要规范金融主体的行为边界，要求从业者恪守职业操守，推动金融机构健全“诚信为本”的从业行为规范，让“诚实守信”成为金融服务的基本准则，塑造行业公信力。

中国传统文化的义利观以儒家“重义轻利、以义制利”为主流。其兼收并蓄墨、法、道等学派的多元视角，贯穿于四书五经的思想体系中，形成了“义”重于“利”、“义以为上，义利相济”的价值取向。这一义利观既承认合理求利的正当性，又以道义划定行为边界；既注重个体德行修养，又关注社会福祉实现。其强调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要遵循道德规范，做到“见利思义”“义然后取”。晋商“利以义制”、江南士绅借助“功过格”进行道德自省的实践，深刻体现了义利统一的价值观。

“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的要求，是赓续于中华文明变迁中不变的文化基因。金融具有功能性与盈利性双重属性，脱离“义”的约束，金融资本便可能异化为逐利工具。《建议》强调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金融服务的精准性与效率性、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与义利相济理念在价值追求上高度统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义利观”，构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以义取利”价值准则，需要立足“金融报国、金融为民”的初心，将金融的“利”建立在服务国家战略的基础上，加大对科技自立自强、绿色低碳发展、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需要保障客户权益，将金融的“利”建立在公平对待客户、切实保障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基础上，提升金融服务的普惠性，让金融服务惠及广大人民；需要秉持“互利共生”的原则，将金融的“利”建立在与客户、员工、合作伙伴、社区、环境乃至竞争者共生共荣的基础上，构建利益相关者价值共享与行业合作共赢的金融生态圈。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稳健审慎”思想强调以谨慎态度应对不确定性，秉持可持续的发展逻辑。从《周易》“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的忧患意识奠定审慎思想的哲学基础，到儒家“三思而后行”“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行为准则将审慎转化为修身与治国的实践智慧，“稳健审慎”思想贯穿于哲学、治国、处世等多个层面。明清票号实行“东家—掌柜—伙计”三级风控体系，对资金调拨采取“双人复核”，对异地分号经营实施“定期查账”。此外，票号还采用“密押制度”防范汇兑风险，建立“预提护本”与风险拨备制度应对未来的不确定风险。通过严密管控防范信用风险、汇兑风险与操作风险，这种“稳健为先”的经营哲学，为当代金融风险治理提供了历史启示。

“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的要求，是构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需要遵循的精神伦理。中国传统文化中面对利益和功名时的稳健审慎，对于灾祸和风险防范于未然的清醒，提醒当代金融从业者要有强烈的风险意识，注重风险管理，保持稳健的经营策略。《建议》明确提出丰富风险处置资源和手段，构建风险防范化解体系，保障金融稳健运行，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审慎智慧一脉相承。然而，部分金融机构存在过度杠杆化、期限错配、风控缺位、合规机制失效等急功近利、违反稳健审慎原则的现象。历史与现实反复证明，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忽视风险的“野蛮生长”终将付出沉重代价。培育稳健审慎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需要传承“未雨绸缪”的传统智慧，要建立“内化风险为本”的文化理念，将风险偏好、管控措施融入战略制定、业务决策全链条；需要压实“三道防线”责任，明确业务部门、风险管理部门、内审部门的职责边界，强化风险管控的独立性与权威性；需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赋能风控，提升风险识别、预警、处置能力，让稳健审慎成为金融机构的行为自觉，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守正创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重要智慧，既强调坚守根本、遵循规律，又倡导突破创新、与时俱进。坚守本源，又推崇创新，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绵不断的重要原因。中国历史上的金融活动也是如此，源远流长，并不断发展。商代从贝币到青铜仿贝币的演进，唐代“飞钱”对汇兑模式的创新，宋代“交子”“会子”的纸币革命，元明清票号、钱庄对金融服务的拓展，当代中国稳妥推进数字人民币生态体系建设，每一次创新都始终围绕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在坚守正道中突破发展瓶颈，为新时代传承与创新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提供了参照。

“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的要求，是金融机构和从业者服务经济发展需要践行的行动准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金融发展的辩证法则，推动金融守正创新，需要把握“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坚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聚焦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让创新始终服务于实体经济；需要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创新风险管理理念与手段；需要构建“科技、产业、金融”新三角循环，通过技术创新与治理优化，提升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的能力，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

中国传统法治思想源远流长，强调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平正义的重要工具。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也蕴含着丰富的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思想。以德为基，法律须符合道德价值观；以法为用，通过强制性规范弥补道德教化的局限性。法家主张“以法治国”“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儒家倡导“礼法并施”“德主刑辅”，形成了“法安天下，德润人心”的治理传统。从商鞅“徙木立信”树立法律权威，到《唐律疏议》对借贷利息的明确约束，再到宋代市舶条法规范海外贸易，古代法治实践为当代金融治理提供了历史镜鉴。

“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的要求，是金融领域坚守法治精神需要恪守的行为底线。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依法合规是金融机构的生命线。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及时推进金融重点领域和新兴领域立法”，不仅明确了金融法治建设的重要意义，也指明了金融法治工作的发展方向。构建依法合规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需要融合传统法治智慧与当代治理理念，汲取“法不阿贵”“令在必信”的思想精髓，将依法合规纳入金融机构价值观建设，铸就“规必明、法必行”的制度堤坝；需要坚持“德法共治”，将廉洁自律、社会责任融入职业道德规范，实现法治的刚性约束与德治的柔性教化有机统一；需要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法治意识、契约精神、清廉正直品质的金融人才队伍，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提供坚实的人才基础和道德支撑；需要创新监管方式，运用穿透式监管、智能化监测手段，消除监管空白与盲区，让依法合规成为金融从业者的行为准则，为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诚信伦理、义利思想、审慎智慧、创新精神、法治理念，与当代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核心要义高度契合，构成了金融强国建设的文化根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其在金融领域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千年文化智慧赋能当代金融治理，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力量。